王小花熬了一個通宵，只在凌晨2點到3點之間睡了一個小時。鬧鐘一響，她趕緊爬起來坐在電腦前，把鍵盤敲得“啪啪”直響。如果是平時，她一定會睡到早上10點再起床，但現在，她不敢再拖了，當早上9點的時鐘響起，她就會像靠魔法加持一身禮服的灰姑娘，無處遁形。

這一夜只為還她欠了兩個月的論文“稿債”。她自稱是“典型重度拖延癥患者”，身邊所有同學和朋友都知道她的“拖延癥”已經進入了“晚期”。

和王小花一樣認為自己有“拖延癥”的大學生不在少數。近日，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面向全國199所高校的大學生展開調查，調查結果顯示，97.12%的學生認為自己有或偶爾有“拖延癥”。就連吃晚飯這樣日常的事，有人都能拖到晚上9點，比如楊小米，再餓也“拖”不動習慣性“床上癱”的自己。

開始不了的任務像石頭壓在心頭

在張若看來，“拖延”已經成為她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常態(tài)，“是一種慣性拖延”。

備考教師資格證從大一“拖”到大三考前一個月才開始復習，參加英語四級考試總覺得一次不行還有下次……似乎對她而言，時間總是充裕的，補救機會也總是會有的。“不到最后迫不得已，就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”。

而這樣的后果是，張若并未一次性通過教師資格證和英語四級的考試。她不得不承認，自己身上的“拖延癥”著實是個問題。

調查結果顯示，近六成的大學生認為導致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懶惰，27.03%認為拖延帶來的最大后果是任務完成效率低，還有22.97%認為會耽誤時間、工作或學業(yè)。臺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師陳于清在論文《人格心理分析：我們?yōu)楹慰偸峭涎印分醒芯恐赋?，拖延的原因可以歸結于性格慢熱、優(yōu)柔寡斷、主次不分、過分追求完美等幾類。

以寫小說為興趣的王杰凱，兩年前給自己定下寫一篇長篇小說的目標。小說兩個月寫了三章，每章只有2000個字。按照原計劃，他要每天寫一章，周末每天寫兩章。他每天都想加快進度。早上醒來時，他會在腦海里盤算，今天要寫些什么。但當下班回到家，他又覺得一天工作下來太累了，想打一會兒游戲、看一集電視劇放松放松;或者哪怕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是感覺當天狀態(tài)不對，可能明天再寫更合適。

還在讀研究生的王小花也在畢業(yè)論文寫作上犯了“拖延癥”，落筆的計劃從去年12月拖到今年2月。寫論文這樣還可以“再等等”的事，雖然一直像一塊石頭一樣壓在她心頭，但就是不想開始。直到提交論文初稿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早上10點，她才開始真正靜下心來，3萬字的論文，她在最后24小時內寫完了1萬字。

“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，不管是上課、上班還是約會，我經常會遲到。”楊小米覺得，愛遲到也是“拖延癥”的一種表現。王杰凱意識到自己有嚴重的“拖延癥”，也是因為遲到。

早上經常趕不上上班的公交車和地鐵，沒有一次約會會提前到，甚至連“壓線”都極少。因為改不掉的“拖延癥”，王杰凱已經準備好了各種理由應對遲到的情況。“第一次我會說我先去洗個頭，其實當時我可能還沒起床;之后可能會說坐過站了、沒打到車、堵在路上了”。

但也有時候要趕的不是和朋友的會面，而是飛機或火車。拖延已經給他帶來了嚴重的困擾。王杰凱每次趕火車都是跑著進站、跑著進車門的。因為知道自己太過拖延，每次坐飛機，他會提前4小時出發(fā)。“但這是我心里預估的4小時。”實際上出發(fā)時離飛機起飛頂多還剩兩小時，另外兩小時被他拖沒了。每當要出門時，總有一些事能把他攔住，要么是發(fā)現鞋子有點臟，要么是感覺發(fā)型不太對，要么是窗簾還沒拉好。

也有時候，“拖延癥”真的壞了王杰凱的事。那時他和另外幾位同學在一位老師的組織下寫作一部20萬字的長篇小說。本來應該每周提交進度，但因為是在假期中，人變得懈怠，每天都處于一種不想動筆的狀態(tài)。到了要交稿的日子，王杰凱拿不出稿子。

他因此受到了嚴厲的批評。因為拖稿，整個團隊的成稿時間推遲了一個月。當然，拖稿的不止他一個人，幾乎所有人都沒能按時交稿。

半夜在公廁寫論文嚇壞同學

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，13.16%的學生因任務太難而選擇拖延。楊小米的畢業(yè)論文就是如此。讀了研究生后，她面對的科研壓力較大，“拖延癥”也更嚴重。在她看來，論文寫作是一件非常巨大的“工程”，不是一件輕易就可以完成的事。

拖到臨交稿的前一天，楊小米必須通宵改論文。晚上11點30分宿舍斷電后，老式電腦很快就無法繼續(xù)正常工作了，不斷顯示“電量不足10%請接通電源”。無奈之下，她只能搬著凳子一個人去公共衛(wèi)生間，將電腦接通公共電源。“一晚上不少上完廁所來洗手的同學都被我嚇了一跳，說我一臉哀怨，坐在那里好嚇人”。

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與科學學部紀芳在《大學生拖延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》中提到，動機是拖延的主觀影響因素之一，當大學生無法在行為過程中享受樂趣，很難認識到自己過程中的成長，也就對任務產生更多的厭惡和抵觸，甚至自動放大這種不良的感受，所以會不自覺采用拖延行為來緩解內心不適。

和楊小米一樣，馬嘉嘉遇到有難度的事，也會因產生不愿意面對的心態(tài)而導致拖延。她承認，自己的“拖延癥”十分嚴重。“潛意識里會產生逃避、拖延的情緒，并把這種情緒帶到實踐的過程中”。

別人用一個月準備的比賽作品，馬嘉嘉和隊友“拖”到最后3天才開始做。結果她們錯過了作品最后提交時間，也與比賽大獎失之交臂。“當時超級崩潰!尤其是看到時間一點點過去，23:58 、23:59、00:00 ……就像看著生命一點點流失。”直到現在她仍覺得很懊惱，“更不甘心的是評選結果出來后，我們覺得獲獎作品沒有我們的有趣”。

調查結果顯示，94.5%的受訪者曾因自己的拖延行為感到過后悔，哪怕只有一瞬間;90.19%的人認為自己的情緒或心態(tài)會因拖延而受到影響，22.73%的人認為拖延容易讓人產生負能量。對于王小花而言，拖延癥的后果，就是重度緊張和焦慮。這種焦慮在任務未完成時一直存在，隨著“死線”的來臨而越發(fā)尖銳，真到了要趕工的時刻，王小花會緊張得拉肚子。

被逼到死角的王小花開始反思自己是什么時候患上“拖延癥”的，在她看來，真正開始拖延是在讀研后。研一時課程很多，每半個學期結束，就會有四五門課程需要同時寫結課論文。“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(zhàn)。”如果只有一兩篇小論文還好，但當四五篇論文同時壓下來，她不想面對，只想逃避。

不想面對的結果就是最后不得不面對更大的壓力，以及任務完成質量打折扣。但找到“病根”對王小花來說不意味著找到解決辦法，直到現在，她還是不到最后就難以開始，特別是當面對自己不愿意做的事。在實習中，她負責市場運營方面的工作，基本沒有拖延癥;但只要面對論文，開始這件事就變得格外艱難。

戰(zhàn)“拖”：調整預期、消除干擾

當王小花的拖延癥連身邊的同學都看不下去時，他們就會催促她，還拿拖延癥來調侃她。王小花不反感，她很感激這些來自同學的督促。“我覺得催我的人都很好，他們有時候也能催得動我，能加強我提前開始的動力。”王小花說。她在盡力嘗試提前開始，不把自己逼向“死線”。

對于奈何不了的“拖延癥”，張若也沒有什么好的克服辦法。“曾經也給自己立過FLAG，前期執(zhí)行度不錯，但是時間久了以后執(zhí)行度就大大減弱了。”現在，張若還是會拖延。準備今年年底考研究生的她，直到現在也沒開始復習。以尚未收集好相關資料為由，她總不著急，“等所有資料收集完再開始學習”。

當張若發(fā)現和她報考同一個專業(yè)研究生的同學早就開始復習，她才有了緊迫感，強迫自己開始準備。“很早之前就意識到自己有拖延的情況了，但直到事情被耽誤了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”。

在調查中，63.4%的學生嘗試過用列時間表的方式來規(guī)劃自己的日程，還有的則會通過建立激勵機制、外界監(jiān)督等方式以克服拖延行為。

努力尋求改變的楊小米生怕“拖延癥”影響到工作，她會習慣性地記錄每日要完成的事情，并且盡量在當天完成所有事情。而她擔心的是，如果之后再遇到困難度比較高的事情，自己又會出現嚴重的拖延。

紀芳在研究中指出，大部分大學生拖延者往往缺乏規(guī)劃調控的能力，也因此產生畏難心理，從而導致拖延。

四川外國語大學學生處教師于瀅在《新常態(tài)下大學生“拖延癥”的心理動因與應對分析》中指出，調整對目標的心理預期、不做過高的自我要求，有意識地消除互聯網、個人交際和瑣事的干擾，尋求集體協作和相互監(jiān)督，通過暗示自己可以嘗試和挑戰(zhàn)、增強心理動力等方式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拖延問題。

至于王杰凱，自從兩年前把微信名從“換了新夢想的阿凱”改成“踐行新夢想的阿凱”，他至今都沒有實現寫長篇小說的新夢想。

工作之后，他也依舊有拖延癥。接到工作任務后，他會想先給自己打一杯咖啡，或者買一瓶水。不是真的口渴，只是因為不想立刻開始。王杰凱知道拖延癥很不好，也想去解決，但尋找解決方式這件事，也不知道被他拖到哪里去了。不過，他不擔心自己完不成任務。習慣性的拖延讓他知道自己總能在最后一刻之前完成——“‘死線’是第一生產力”。在這個時刻之前，他總覺得再休息一會兒、再玩一會兒也沒關系，再拖一下也沒關系。

“如果有一種方式能解救自己的拖延癥，那就是強行給自己創(chuàng)造一個孤獨而幽暗的環(huán)境，一個沒有其他人的環(huán)境，盡可能舒適，窗簾要拉好，燈光暗一些，椅子要有坐墊。”他要這種儀式感，就像自己被賦予了某種使命，但他承認是完成任務的使命，而不是完成作品的使命。只有在這種沉浸式的環(huán)境里，前方的目標才會明晰。但更重要的前提是，距離這個目標必須完成的時間所剩無幾。(記者畢若旭 程思 實習生劉俞希 )